“乡村振兴的韩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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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信息网 2021年2月21日，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振兴加快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正式发表。 文书表明，民族要复兴，乡村一定要振兴。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衰退是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的现象，不仅有国家的政策支撑，还有许多社会组织和人士投身于乡村振兴的实践。 这些国际经验能为中国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吗？

平安证券研究小组日前发表了《农村振兴特别主题研究报告》，聚焦日韩的经验。 韩国通过塞马尔运动，在短短的20年内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用的近100年的农业现代化。 日本也通过乡村振兴实现了乡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 中国与日韩同处于东亚，3个国家在资源存量、农业特点、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韩日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推动中国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韩国塞毛尔运动

韩国新村运动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推动和主导。 朴正熙政府推动新村运动的背景和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韩国在第一、第二个五年经济快速发展规划中，工农业快速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二是通过农村房屋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消化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 三是农民适应建设房屋的需要，获得政治选票。

第一项措施

韩国新村运动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农村房屋。 农村基础设施方面:一是道路工程。 新村运动初期，韩国政府统计了有改善诉求的村口公路和支路49167公里、村中公路26266公里，从1971年至1978年实际新建改善了村口公路、支路43461公里，同期新建改善了村中公路42220公里。 二是桥梁工程。 大桥由政府建造，村子周围的小桥由村民自己负责。 据统计，1970年需要改造和建设的小桥数量为76749座，从1971年到1978年共计完成了68797座小桥的改造和建设。 三是堤坝加固和水库建设。 据韩国内务省统计，新村运动于1971年至1978年，修缮加固河岸全长7839公里，建设水库24000个，提高了农业灌溉率，也减少了洪水和干旱的发生。 住宅改造方面:免费发放水泥和钢筋后，进一步鼓励积极参与建设的村庄水泥和钢筋，不再对积极性低的农村给予新的奖励，通过这种激励制度鼓励农民建设。 1971年韩国80%的农户住在茅草屋顶的房子里，而1977年农民大部分住在瓦或铁片屋顶的房子里。 韩国农村通电家庭的比例也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20%上升到1978年的98%。

第二，推进农村生活人口向城市转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韩国将从两个方面加速人口迁移的过程。 一是继续快速发展工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产业，当时这些产业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有吸收人口迁移的能力。 当时，韩国城乡收入差距很大，农民也有进城找高收入工作的动力。 二是通过分散工业、新建教育文化设施、疏散政府等措施，以经济空之间的均衡分布诱惑劳动力流动。 将大田、马山等5个中城市作为优先投资地，在南部建立的工业区免税等，吸引公司到这些地方投资，农村生活的人口在这些地方就业生活。

从韩国“一五”计划的要点迅速开始发展工业开始，到塞马尔运动的头十年，韩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50年至1960年，韩国农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从74.1%下降到66.4%，但1960年至1970年，韩国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从66.4%大幅下降到51.0%，1980年为34.0% 1960年至1980年，韩国工业就业人口比例从9.3%上升到29.0%，同期服务业就业人口比例从24.3%上升到37.0%。 在这20年间，韩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明显优化。

第三，推进农业现代化。 另一方面，在政府主导下，引进并宣传高产量的“统一水稻”。 “统一水稻”是杂交新品种，1971年引进韩国。 虽然产量很高，但是不适合韩国人的口味，顾客不喜欢。 因为这个初期的宣传很慢。 韩国政府干预后，一是利用当时粮食价格双轨制的政府主导特点，优先购买“统一水稻”，让农民种植它。 韩国的粮食价格双轨制与中国的不同，是政府高价购买粮食低价出售的，可以说政府有绝对的发言权。 二是地方政府提出“找农民十次”的口号，动员群众种植“统一水稻”。 除此之外，通过栽培它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收入。 因为这个农民将逐渐提高“统一水稻”的种植比例。 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直接资金和低息贷款支持，推进农业机械化。 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向农户提供了130亿韩元的直接补贴和3870亿韩元的低息贷款，向农户提供了各种农机100万台。 到了20世纪80年代，重点普及大型灌溉设施、播种机、拖拉机等，韩国政府在这方面提供了2500亿韩元的直接补贴和17500亿元的融资支持。

第四，重视新村运动基层领导人的培养。 农村干部在塞毛鲁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塞毛尔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 1972年在韩国设立了塞缪尔领导人培训院，培训专门从事塞缪尔运动的村辅导员，目前在韩国的塞缪尔中央研究院有专门的培训机构。 新村运动基层指导培训课程主要有五个方向:1.成功开展农民示范宣传； 2 .小组讨论3 .与国家安全、经济快速发展相关的问题4 .农作物生产技术； 5 .小桥建设、农舍维修、自来水供应等工程的基本技能。 培训初期以男性的塞缪尔辅导员为首要比较对象，之后逐渐向女塞缪尔辅导员开放。 培训者中官员和社会精英的比例达到22.7%。 不同社会群体一起培训不仅可以使各界加深对新村运动的认识，还可以使官员们与村领导直接交流，在调查发现问题后，优化政策。

第五，财政资金投入新村运动，也很重视调动农民出资建设的积极性。 新村运动当初根据农民是否积极参加，设立了差别化的水泥和钢筋奖励政策，鼓励农民积极参加。 从1972年到1979年，韩国投入到塞毛尔运动的资金总规模共计2.7万亿韩元，其中35.1%来自政府，64.0%来自村庄筹款(包括贷款)，0.9%来自其他渠道。 包括融资在内的村庄筹资规模从1972年的273亿7000万韩元上升到1979年的3283亿韩元，仅7年时间就增长了1.1倍。 可以看出，尽管韩国的塞马尔运动由政府发起并主导，但重视撬动农民资金参与，财政资金发挥了杠杆作用。

第六，基层农协在新村运动中发挥着金融服务提供商的作用。 韩国农协类似于中国的农信社，最服务于农业和农民，以乡镇为单位，据点分布极为广泛。 新村运动开始后，农民收入增加，投资所需资金规模也有所提高，整个农村地区的资金流动加快。 韩国基层农协利用网点密集和农村服务的特点，吸收农民储蓄，并且向它们发放贷款，是农村地区最重要的金融服务商。

总之，韩国新村运动大大改善了农村的居住条件，实现了城乡均衡的快速发展。 1974年韩国实现村庄开通，农村住房、饮用水、通电得到大幅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韩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从1970年的137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649美元。 1993年，韩国农村居民收入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农村每百户拥有彩电123.6台、冰箱105台、电话99.9台、汽车20.9台。 通过塞马尔运动，韩国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把农村从原来的世界最贫困地区之一变成了与城市的均衡，实现了快速发展，进入了现代化。

韩日启示:中国的乡村振兴怎么办？

韩日这个东亚邻居振兴乡村的经验会给中国提供那些有益的参考吗？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庆表示，中国和韩日位于东亚，3个国家在资源存量、农业特征、历史文化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因为这个韩日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中国乡村振兴的推进。

第一，细化农村振兴目标，在此基础上建立详细可行的规划。 韩国的塞马尔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的政府主导变为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主导，但在各阶段确立了所期望的目标，并据此制定了详细的推进计划。 例如从1970年到1978年，主要目标是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韩国政府在确立各个项目的优先次序后，相继完成了相关项目的建设。 日本也在立法和计划之前，通过《振兴八法》制定了中长期目标。 农林水产省、国土交通省等机构有负责研究制定农村振兴政策和计划的部门，法律制度保障相关政策和计划目标得以落实。

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实施农村振兴战术的意见》指出，中国振兴农村的目标任务是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2035年农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2050年农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裕全面实现。 建议将这些目标更加具体化，确定时间节点或拥有量化的评估指标。 值得一提的是，在摆脱贫困的时候，提出了“在我国现有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贫困，脱光贫困县的所有帽子，解决整个地区的贫困”。 另外，必须根据时间节点或量化的评价指标进行计划，以便能够如期完成阶段性任务。

第二，乡村振兴与新型城市化不冲突。 农村振兴不是为了把人留在农村，而是要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1971年塞缪尔运动开始时，城市化率为55%。 中国2019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只有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4%。 和1971年的韩国一样，中国也有推进农村生活的人口向城市移动，提高农村剩余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的需求。 这是因为中韩两国人均平均耕地面积都很少，人均平均耕地面积提高后可以发挥规模特点，提高农业人口人均平均生产率。 但是，在推进农村生活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要像日本一样，城市化过快导致农村空心化，不缺乏农村比较有效的劳动力。 中国现在的老龄化压力比1960年的日本大，应该观察这个问题。

第三，振兴农村所需的资金来源应该以市场为主，财政为辅。 韩国塞马尔运动初期，农村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尽管如此，塞马尔运动投入的资金只有政府的35.1%，首要来源实际上是村庄的自筹。 日本的农村振兴也一样，即使1985年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达到26462亿日元，也只占当年日本总财政支出的5.1%，用于农村振兴的比例更低。 年中国农村全面脱贫，农村房屋基础设施远远好于新村运动初期的韩国，大规模向农村投入财政资金的必要性很低。 再加上地方政府目前面临债务压力，在推进农村振兴时，应该重视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而不是让财政资金向农村倾斜。

第四，中国应该加强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 日韩的方法略有不同，但我们重视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与结束的全面脱贫相比，我国农村振兴的目标越来越多样化，对基层领导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综合日本的农村支助员制度和韩国的塞马尔运动培养方案，从农村内部挖掘人才，进行农业、经济和管理等方面的培训，使他们能够胜任快速发展特色产业、一村一品等任务的指导工作。

日本的乡村振兴

日本也在政府主导下经历缩小城乡快速发展差距的运动，和中国一样，这个运动也被称为“乡村振兴”。 日本版的乡村振兴始于1953年，1961年开始加速。 因为1961年日本实施了《农业基本法》，将农业政策的定位从原来的产业政策调整为社会政策，农业政策的目标也从增产变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该版《农业基本法》还首次提出:“要完善乡村交通、卫生、文化等基础设施，改善生活、妇女就业环境，提高农民福利水平。” 从这些表现来看，日本乡村振兴的目标和现在中国的目标很相似。

第一项措施[/s2/]

日本的农村振兴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通过“八法振兴”，确定中长时间的快速发展目标。 立法先行是日本乡村振兴中最具特色的。 从1953年的《孤岛振兴法》到2000年的《促进人口稀少地区自立的特别措施法》，日本共颁布了8部乡村振兴的法律，统称为《振兴八法》。 它们确定了政策目标，制定了标准，实施了措施，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

第二，将财政政策与政策性金融相结合，为乡村振兴提供资金支持。 首先，直接的财政资金投入。 日本的农业预算从1970年的8851亿日元上升到1985年的26462亿日元，同期这些资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从20.5%上升到31.8%。 其次，税收优惠。 例如，《振兴八法》规定，区域内中小企业在固定资产税贴现率、固定资产购置税减免、固定资产税减免方面享受税收优惠。 最后，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农村地区的方向。 例如，日本政府于1953年出资设立“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为农林渔业的经营主体提供中长时间的贷款支持。 贷款期限最长到25年，贷款金额最高到项目总投资额的80%，利率也低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

日本政府每年设立“山村快速发展支援制度”，每年向促进特色农业产品销售和相关调查、人才培养活动的地方政府或公司提供1千万日元的资金支援。 这是融合财政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的典型例子。

第三，推动产业多元化快速发展，首创“一村一品”模式。 一是迅速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出现了许多环保农业公司。 1999年日本颁布实施了《促进可持续农业生产的方法法》，对化肥用量、化学合成农药的采用作出了确定的规定。 二是促进农村地区非农产业快速发展。 例如，日本在1971年实施了《促进农村地区工业快速发展法》，鼓励制造业、运输业、仓储业、包装业、批发业5类劳动密集型公司在农村建设工厂，适当放宽了农田用途管理。 鼓励三、一二三产业融合快速发展，推进建立以经济服务为核心的农林渔协，鼓励农林渔协开设农产品加工厂、自营超市，允许农林渔协开设医院、养老院、体育馆、文化馆等。 年，日本实施了《六次产业化及房地产销售法》，鼓励农民开发、销售具有本土特色的农产品，取得了更高的附加值。

第四，通过农村助理员制度和农村振兴支援队伍，进行内部人才的挖掘和外部人才的输送。 2008年，日本总务省创立了乡村支援员制度，招募了199名当时专职的乡村支援员，到年为止扩大到1195名。 当时招募了2000名兼职乡村支援员，到了今年扩大到了3320名。 农村支援人员主要来自农村，他们的工作有三个。 一是与地方政府协调，开展农村综合调查。 二是将综合调查结果反馈村民和地方政府，召集各方讨论农村振兴中面临的问题；三是根据调查和各方协商制定的方案，推进农村振兴的具体工作。

农村振兴支援队员的工作，一是处理村民的生活困难，比如就医、协助购物。 二是协助建设美丽的乡村环境和社区，如农业水源保护、道路清洁、修复等。 三是发掘乡村特色，进行价值创造。 例如，乡村企业的品牌开发、农业销售产品等。

总之，日本的“乡村振兴”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85年，日本乡村的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普及率已经和城市一样，1998年，日本农民的人均收入比城市职工高4.6%。

(本版执笔本报记者何诗霏的资料来源，平安最初的经团研报) ) )。